王大珩先生是我国科技界一座永恒的丰碑

发布时间:2015-03-09 阅读次数:24087

中国光学学会
2015年2月26日
 
    2015年,恰逢世界光科学历史上一系列重要的里程碑周年纪念,为此联合国第68次大会宣布2015年为光和光基技术国际年(简称2015国际光年)。冥冥之中,似是天意,2015年也恰逢王大珩先生诞辰100周年。王大珩先生祖籍江苏吴县,1915年2月26日出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何泽慧、经济学家于光远是同班同学,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赴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应用光学,194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41年考入谢菲尔德大学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研究生。1942年王大珩得知英国昌司(Chance)玻璃公司要招聘一位懂得懂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从事新型光学玻璃的开发研制。他认为这一工作对国家是重要的,是难得的机遇,便毅然放弃在大学获取博士学位的机会去公司工作,直至1948年回国。
    1955年,王大珩先生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1978年10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三、七届委员。1985年他主持的“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首届技术科学成就奖。1999年9月,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1年,获得国家“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2011年7月21日,因病医治无效,王大珩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一、雄才大略的科学家
    1983年,王大珩先生从长春调往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为了发挥学部专家云集、智力密集的优势,对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咨询作用,他积极主动地组织专家就国家重大科技问题提出咨询性建议,这项活动的开展,得到各学部的赞同和主席团的支持。这些咨询建议,往往由于超脱部门利益,又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大多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重视。这期间他除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外,他的科技活动已涉及技术科学的航空、航天、能源等诸多领域。他提出的许多战略性建议,得到中央领导与政府有关部门的采纳和实施,对我国科技战略决策、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及其深远影响。
    王大珩先生等提出863计划。1986年3月初,王大珩鉴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SDI)和西欧“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敏锐地感觉到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因此他与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院士联名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3月5日,该项建议首先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他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很快,王大珩等人的建议得到批准并实施。中央考虑到今后高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国情及当时的国际形势,确定了“有限目标,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此后,由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组织全国200多位科学家,经过一系列高级会议和专家讨论,拟定了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选定的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内,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通过不断创造和实践,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近30年来,“863计划”的形成和实施已见实效,对推动我国科技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大珩先生等提出建立中国工程院。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王大珩就非常有远见地考虑工程技术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并先后与其他科学家联名于1981年、1986年和1989年,提出发展工程技术建立国家级的工程技术院的建议。1992年4月,王大珩和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院士联名向中央提出《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对建院的必要性以及该院的性质、任务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提出了初步设想。这一建议首先得到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批示,不久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工程院。对此,全国工程科学技术界深受鼓舞,为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被称为我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历史性重大事件。王大珩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团成员。在中国工程院的发展历程中,王大珩继续倾注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大珩先生等提出发展我国的“大飞机”。王大珩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曾经给予极大关注。他在审查“863计划”时,发现航空技术在国家高技术里没有体现。1995年,他与几位科学家联名向国家提出《关于将航空技术列入重点科技领域的建议》。为此,他多次发起组织以“我国航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为主题的讨论会,并在会后向国家领导人呈送《抓紧时机振兴我国航空工业的若干建议》及《我国大型军用飞机的发展思路》等报告。2003年5月,就加快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2003年5月25日,北京正值“非典”肆虐时期,温家宝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专程去王大珩家征询对国家发展大飞机的意见。此后经过多次专家论证,“大型飞机”正式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16个重大专项之一。2013年1月,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首飞成功。
    王大珩先生提出要加强激光核聚变研究。众所周知人类享受的能源很大一部分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太阳上的“氢核聚变”,即发生在太阳的核聚变反应。人类目前已经在地球上实现了不可控的热核反应,即氢弹爆炸。要想获得取之不尽的新能源,必须使这一反应在可控条件下持续地进行。1989年,王大珩和王淦昌、于敏院士向中央提出《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研究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这项建议促成建设激光核聚变装置,1989年至今,我国相继建成了神光1,神光2,神光3装置,成为在当今世界上拥有此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使我国在激光核聚变领域的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我国乃至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彻底解决能源短缺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迈出了一大步。
    王大珩先生提出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为夯实我国光学事业发展基础,实现向公众宣传光学科普知识目的。2007年8月,他和母国光院士、周炳琨院士、丁衡高院士共同向国务院提议提出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的建议,9月2日得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2009年7月,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正式同意建设中国光学科技馆的批复。此后在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及中科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努力下,在全国光学界各个单位的共同力大支持下,经过几年的紧张的建设和筹备,设立在长春的中国光学科技馆即将对外正式开放,将会成为我国重要的光学科普教育基地。
    此外,王大珩先生根据仪器仪表、计量科学、遥感技术、纳米技术等学科和产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利用不同的场合,多次向党和政府提出支持和加快发展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许多意见建议被采纳对推动和加快我国这些领域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硕果累累的学术泰斗
    王大珩先生是我国光学界公认的学术泰斗、现代光学与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长期从事应用光学研究及科研的研究、组织和领导工作,他在光学理论、激光技术、空间光学、仪器仪表、遥感技术、计量科学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深的造诣。
    他组织研制了著名的“八大件一个汤”。1958年,长春光机所以研制高精光学仪器和光学玻璃的“八大件一个汤”而闻名全国科技界。“八大件”是指:1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1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倍航摄投影仪、光电测距仪和高温金相显微镜;“一个汤”指融化态光学玻璃。这是王大珩创办仪器馆(长春光机所前身)以来所花心血的结晶。这些成果打破了人们当时对精密仪器制造的神秘观念,对推动我国仪器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他在长春光机所内注重学科的建设,培养了一批富有朝气的青年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队伍,奠定了我国光学科研的基础,
    他为“两弹一星”做出了卓越贡献。上世纪60年代,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先后涉及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与空间侦查摄影、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他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指导改装了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的高速摄影机,建立了国防光学工程的基础,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做出卓越贡献。
    他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激光器。1961年9月,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于长春光机所,比美国研制的世界第一台激光器出现晚了不到一年。王大珩在激光器的结构设计中起了重要指导作用。激光器的出现使他敏锐地预见到新学科的发展前景,他在承担重大国防任务的同时,积极支持所里青年科学家进行激光技术的研究。1963年9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受激光发射工作会议,他提出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建议。1964年,我国第一个激光专业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他兼第一任所长,组织并指导了激光科研的深入开展。1980年以后,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主持国际激光会议,发表专题演讲“中国激光科学技术进展”,受到国际激光界的重视。
    他带领组织研制成功我国首台航天相机。王大珩是我国航天相机技术研究的开拓者。20世纪60年代中,他在长春光机所组建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后来以这个组的技术骨干为基础,在北京扩建了我国首支航天相机研制队伍。在他的主持下,1975年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航天相机。在初期的型号研制中,他极力主张棱镜扫描式全景相机,实现大面积对地普查观测(地相机);采用同步对星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星相机),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以后多次相机总体方案论证会上,王大珩十分关注空间恶劣热真空环境下光学系统及光机结构的动力学特性,保障了相机在空间的稳定运行并获得高清晰度图像。
    他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做出重要贡献。1965年,王大珩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制订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地面设备组负责人、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他对卫星采用的跟踪体制及地面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并得到采纳。大型太阳辐射模拟装备,是为了保证卫星在空间温度环境下正常运行,而事先在地面进行热真空试验的一项巨大工程。随着卫星体积的增大,相应地必须扩大在地面进行环境试验的规模。1967年在王大珩的组织领导下,长春光机所承担大型太阳模拟器的总体设计、加工、组装及检测。为了达到规定的光照均匀度,专门开展了特殊的照明光学设计,如聚光、准直及光学积分器的多种方案比较研究。在采用多个点弧灯的拼接设计中,基于后期光源输出功率的新变化,王大珩毅然决定将原方案的37个灯改为19个灯,从而大大简化了工程结构,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他创建了我国第一家光学研究所并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光学科技人才。在他的领导下,长春光机所成为我国应用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研制的重要科研基地,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光学科技人才。国内许多知名的从事光学研究的院士专家,有很多过去都在长春光机所工作过。从长春光机所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光学技术人才,成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支援建设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上海技物所、安徽光机所、成都光电所、北京光电院等建立,壮大光学科研力量。
 
三、桃李芬芳的教育家
    万丈高楼平地起,王大珩先生深知要想我国的光学事业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教育这个源头抓起,只有有了大量从事光学的科技人员,才有可能夯实光学事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教育部根据他和其他几位光学界前辈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的倡议,1952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开创了我国高校光学工程教育的先河。随后,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陆续开设了光学工程教育的专业,此后光学工程教育得到蓬勃发展,至今全国已有134所高校设置了光学、光学工程或类似的专业。
    1997年春,在关于光学工程的学科、专业设置上,他多次向国务院学位办和国家教委研究生办写信,说明光学工程具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无论是“仪器科学与技术”学科还是“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都涵盖不了“光学工程”。仪器、电子、光学是属于三个性质不同的学科,他们之间学科有交叉,但其内涵有质的差异和区别。与机械、电子、仪器、控制等一级学科一样,光学工程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光学与机械、电子、仪器、控制等学科之间并不是一种包含或从属的关系,而是平行发展、互有联系、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在新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立光学工程一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在他的建议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终同意将光学工程列为工学一级学科。
    他是长春理工大学的主要创始人。1958年,他创办了以光学为主、光机电相结合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2002年更名为长春理工大学),他兼担任第一任院长,在他主持工作的七年里,他不仅为学院制定了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培养目标和发展规划,他在科研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亲自为学生讲授基础课。在他的关怀和帮助下,今日的长春理工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渗透、文理交融、军民兼顾、以光电技术为特色、在校生近两万的我国光学界颇具盛名的综合性大学。
    他是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拓荒者。197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黑龙江工学院更名为哈尔滨科技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前身),他担任校长,经过分析,果断的停办了一些师资力量薄弱的专业。同时他和同事们想方设法,四处求援,几年里,就从中科院及黑龙江等一些单位调入143位适合搞教学的科技人员,给几近枯竭的教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学校焕发了勃勃生机。逐渐从“一清二白”的低谷,走上了“欣欣向荣”的发展轨道。
    上世纪80年代,王大珩虽然年事已高,而且领导工作繁忙,仍不遗余力地指导博士研究生。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并重。内容要有继续开展工作的前景或应用前景。他对学生论文的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对曾是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等等内容,从不计较个人署名。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学术受过他教益的科技人员遍及全国,有20多人已经成长为中科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蒋祝英就是他六十年代初培养的研究生。
 
四、为人师表的一代宗师
    王大珩先生具有正确评价各种技术方案并将关键问题阐述清晰的卓越才能。他学识渊博,习惯于平等地与同事们和科学家们,包括他的学生们广泛讨论科学问题。他那博学的才识、准确的判断、敏捷的思维以及惊人的记忆力,能一下抓住事物的本质,使人豁然开朗。他以满腔的热情、精确的计划、在行的评估去进行领导。他十分重视科技人员的创造性构思,善于在讨论中抓住他们的思想闪光,尤其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与王大珩一起工作过的人,受到深深感染的不仅是他的智慧、勤奋、执着及其宽广的学术视野,还有弥漫在他身上对外部世界的浓厚兴趣和沁人心脾的人文气息。王大珩与集体水乳交融,大家都深深尊敬他,爱戴他。
    王大珩先生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领域是很广的,方式是多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的层次对社会的科技进步做出贡献。不少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说,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国家的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一定直接从事耕耘,而是把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融合在他人的科研成果中。基于王大珩所处的时代和经历,他既进行科学研究,密切结合实际,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且常以远瞻的目光向国家提出重大的科学发展建议。王大珩先生早期作为科学专家,后来作为科学组织者和战略科学家,在振兴祖国科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数十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大珩先生是著名的爱国科学家。他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以他渊博的学问、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见识、超迈的胸襟、务实的精神和儒雅的风度,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光学事业。现代中国的光学与应用光学研究,光学工程与科技开发,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提高;在解决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所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中,在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中,都显示了我国光学科技工作者的水平与实力。在这当中,凝聚着王大珩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他对国家光学等科技事业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科技英才培养的成就,他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建议等等,都将载入史册。
    王大珩先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晚年的王大珩先生,视力下降的十分严重,阅读也成了问题,用一般的放大镜又容易因手的抖动形成聚焦困难的问题,为此,他自己设计了“碗形”放大镜,在他阅读的时候,他把“碗”倒扣在纸面上,这样不仅自动调整好了焦距,而且“碗”口在纸面上的移动也不会产生抖动。他把“碗”挂在脖子上,以便随时阅读文件资料和报刊杂志。即使这样,他还是以书面形式向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他是该领导小组顾问组23位顾问之一)递交了3份建议书。他总是说,如果我不为国家做些事,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五、创建领导中国光学学会
    中国光学学会是在1979年11月由王大珩、龚祖同、钱临照等光学与光学工程界的著名科学家发起成立。1980年挂靠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中国科协15家直属全国学会之一。学会成立至今已选举产生七届理事会,第一、二、三届理事长为王大珩院士,第四、五届理事长为母国光院士,第六、七届理事长为周炳琨院士。现任理事长为郭光灿院士。经过光学界老前辈与同仁30多年的共同努力工作,现已发展成为拥有涵盖光学与光学工程各领域的21个专业委员会,5个工作委员会,12种学术期刊(其中3种英文期刊)。拥有数千名会员,国内光学与光学工程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
    王大珩先生打开了学会与国际光学组织联系的渠道。他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使中国光学学会走向了世界。从1987年起,中国光学学会成为国际光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Optics,ICO)成员,1993年,国际光学委员会召开第16次会员代表大会,以他在国际光学界的声望和影响,出任会长或副会长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在会上郑重提名时任学会理事长的母国光院士出任副会长并顺利当选,母国光院士在第17届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副主席。此后,时任学会常务理事金国藩院士先后担任第19届、20届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时任学会理事长周炳琨院士先后担任第21届、22届国际光学联合会副主席。从1990年和1995年起,中国光学学会同国际光学工程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SPIE)和美国光学学会(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OSA)等一些光学发达地区与国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王大珩先生出资设立王大珩光学奖。1996年,王大珩以所获的部分何梁何利奖金出资设立中国光学学会科技奖,2000年更名为王大珩光学奖,由中国光学学会王大珩光学奖理事会对申报中青年科技人员光学奖和高校学生光学奖人员进行评选。从1996年设奖至今评选了10届,获得中青年奖有14人,其中张杰、龚旗煌获奖者已成长为中科院院士,曹健林成为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多位获奖者成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教授、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科技奖获得者等。获得学生奖的119人,大多已逐渐成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光学企业中的骨干力量。
    王大珩先生非常重视科普工作。在学会筹建时他就提出设立科普教育委员会,他经常说,光学科普工作意义重大,关系到光学事业的繁荣。知道光学技术的人多,用光学技术的人也就多,应用光学技术的部门也就多,研究光学技术的人也多,光学技术也就兴旺发达。他还特别关注对学生的光学科普工作,他说,学生是科学技术队伍的接班人,他们对光学有兴趣,将来到我们这个队伍来的人多,我们的队伍就会不断壮大。为了增加学生们的光学兴趣,在他的提议下学会组织了许多次光学夏令营,以及中学生光学知识竞赛。在夏令营中安排光学专家给孩子们讲光学基本知识;组织他们参观大学、研究所的光学实验室,让他们亲自体验有关光学现象的实验观察。这些活动既丰富了学生们的光学知识,也增加了他们的光学兴趣,也启发他们对出现在身边的一些光学现象和光学应用事例的思考。
    王大珩先生希望编写一本中国光学史。2008年9月6日,他致信中国科协,希望趁中国光学事业发展成长的见证人健在,由学会来完成中国光学史的撰写工作。为此学会在2009年开始向中国科协申请项目,2010年5月得到中国科协批准。经过撰写组辛勤努力工作,2014年9月完成《中国光学工程学科史》撰写工作。王大珩先生希望做中国光学名词的审定工作。2009年,学会受国家科技名词委委托,对光学名词进行审定。在审定组和全国光学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光学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工作基本完成。
    王大珩先生既是中国光学界的骄傲,也是世界光学界有影响的杰出人物。2011年8月,时任学会理事长周炳琨院士率团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光学联合会(ICO)第22次会员代表大会,ICO主席卡文玛丽娅向与各国会代表通报了王大珩院士逝世消息并介绍了王老生平,全体成员起立默哀一分钟,表达了世界光学界对“现代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院士的哀悼和尊敬。
    中国现代光学事业,如果没有王大珩先生,肯定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王大珩先生由于行政组织工作总是感叹自己对科学宝库贡献太少,实际上,中国光学事业有大珩先生掌舵领航,实是光学界之大幸。历史把大珩先生推到了这个岗位,他的光辉业绩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