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从事科学事业73年暨95岁华诞时，长春光机所编辑出版了《光耀人生——王大珩学术思想与创新贡献》一书。文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王大珩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领域是广泛的，方式是多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从不同层次对社会的科技进步做出贡献。王大珩早期作为科学专家，后来作为科学组织者和战略科学家，在振兴祖国科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数十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新中国成立后1个月，全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它的基本任务最初被规定为：确定科学研究的方向；培养和合理地分配科学研究人才；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

为完成这一任务，科学院决议在全国聘任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为专门委员，按学科性质分若干组研讨有关事项。从1949年12一1950年10月，经全国范围发函调查和推荐，确定聘任181人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时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的王大珩名列其中。他同时兼任“应用物理组”和“工业实验组”两个学科组的专门委员。

1953年2月，科学院组派庞大的代表团赴苏考察。之后，中国科学院拟参照苏联模式，建立学部并在全国选聘学部委员。5月，经国务院全体会议批准，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令公布首批学部委员233人名单。时任仪器馆代馆长的王大珩在其列，被聘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他和马大猷、钱令希等是本学部40名首批学部委员中的“年轻人”，也是自然科学方面172名首批学部委员中九名40岁及以下的最年轻者之一。

学部成立后，做了几件对全国科技事业具有重大影响的事：建立研究生制度；实行科学奖励制度；制定科学发展规划等。王大珩参加工作最多的是参与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从1955年10月起至1956年8月，在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过程中，重点在一些技术科学领域如光学和应用光学、仪器和计量等，王大珩的许多前瞻性的思考和见解在规划形成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为了配合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在仪器制造方面，在王大珩等建议下十二年规划列了“精密机械仪器、特种光学仪器与电子仪器”项目，计量方面列了“计量技术与计量基准”项，在新技术领域实施“四大紧急措施”，集中精力发展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等。

1978年3月18一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6000多科技工作者代表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3月18日，王大珩作为222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就座。1981年，王大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技术科学学部常委和学部副主任； 1983年王大珩接任技术科学部主任直至1994年。

王大珩领导技术科学部所做的工作，成效显著并富有开创性和前瞻性。在组织学部委员开展咨询方面，王大珩首先提出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咨询，鼓励大家积极提供建议以便政府决策参考。

1982年8月，王大珩组织技术科学部相关学部委员提出两个咨询报告，提交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家科委。一个是《关于当前发展我国集成电路的建议》，一个是《关于发展我国计算机的建议》。这是科学院学部主动进行调查研究、最先提交政府部门的咨询报告。

80年代末期，王大珩和师昌绪领导技术科学部又完成6个主动咨询报告并汇编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咨询报告》。它们是：《以电力为中心，论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关于试行公开招聘重点工科院校学术带头人的建议》《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的建议》《促进我国计算机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研究》《促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进入良性循环的建议》和《发展我国钢铁工业原料路线的建议》。这些报告上报后，国务院领导很快做出批示：“请把科学院六个专题报告分送到计委和有关部委进行研究讨论，并在’八五’计划中适当采纳。”

王大珩重视总结学部开展咨询工作的经验，并使之制度化、科学化。1989年由他建议和主持制定了《关于学部委员咨询工作的暂行规定》，它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开展咨询工作的第一个内部法规性的文件。

组织学部委员员评议研究所是80年代初科学院赋予各学部的一项主要任务。1981一1983年，王大珩先后与李薰、师昌绪共同组织，开展了对沈阳金属所、上海光机所、长舂光机所、半导体所、电工所、上海冶金所、沈阳自动化所和上海技术物理所的评议。不搞形式、不走过场、讲求实效是王大珩组织评议活动的指导思想。后来上海光机所的回忆文章说：“当时评议的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是建所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王老亲自组织的这次评议，为上海光机所健康持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863”

1986年3月，王大珩审度各国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竞争趋势，及时与他人联名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经几百名专家调查论证，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出炉。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863”计划四位倡议者合影

左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20世纪80年代，美国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简称SDl)，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西欧各国共同签署了“尤里卡计划”，日本出台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苏联和东欧国家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

中国怎么办？

“现在不做，到下世纪就没有了，就根本跟不上了！”王大珩认为高技术，“有一点”和“一点儿没有”大不一样，是个战略问题。

王大珩记得：“我自己写了我国应采取对策的主文，主要是归纳了专座谈会上的意见。我又邀请航天部科技委的杨嘉墀，因为他对空间技术很熟悉，还有我国科学界前辈王淦昌。经商量定稿后，由我们四人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名义，于1986年3月3日联名上书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题目是《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建议书于1986年3月3日送出，仅仅过了两天，邓小平就做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紫阳同志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供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

1986年4—9月间，国务院先后组织200多名有关专家进行调查论证，而后制订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实施。为了纪念“纲要”缘起的1986年3月，后来它便以“863”命名。

中国工程院

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科技界就不断呼吁建立国家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即后来的中国工程院)，但总不见进展。起到历史性关键作用的是1992年王大珩和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六人联署的建议书。1992年春，王大珩等联合署名的建议书送进中南海：题目是《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署名者6人都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建议书全文1000余字，从世界工程技术和技术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讲到我国的差距，再到为了提高工程科学技术研究、设计、建造能力，提高产品竞争能力，增强综合国力，而后提出建立中国工程院，以提高工程技术和工程师地位的建议。他们还就这个新建立最高学术机构的性质、任务，以及它与中国科学院（主要是技术科学部）的日后关系等提出了构想。

中国工程院六位发起人合影

左起：罗沛霖、王大珩、张光斗、侯祥麟、张维、师昌绪

这份建议书，对于中国工程院的建立和中国实行院士制度，被认为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既然是一个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学术机构，其成员享有国家工程科技界的最高学术称号，在遴选时就必须做到严格按标准条件办事。 ......我们最关心的是：中国工程院不能成为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所有成员必须符合上述标准，否则有损中国工程院的威望，达不到建院的目的，在国际交往中也会造成困难。

——王大珩

“大飞机”

王大珩认为，航空是国家的“要隘”技术，它具有综合性、前沿性、发展性、时间性和经济性的几大点。在审查“863计划”中的高科技项时，王大珩看到里面只有航天，没有航空，他意识到航空工业发展缓慢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是不利的。1996年9月22日，他和师昌绪、马宾、高镇宁、庄逢甘、顾诵芬、张彦仲等人联名，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写信，向国家提出《关于将航空技术列入重点高科技领域的建议》。之后，国家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把它列入“863计划”中。

回顾我国的大飞机研制历程，不能不提到“运-10”。

1980年9月26日，“运－10”首飞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到了1985年2月，由于种种原因，“运-10”的研究任务再次停止。大飞机研制在中国经历了几次起落。对于要不要重新启动大飞机项目，曾经存在相当激烈的不同意见。反对研制大飞机的理由之一是对技术的不肯定，二是因为从美国购买喷气式飞机成本比“运一10”要低得多。为了解大飞机研制是否已经完全具备条件，2000年11月21日王大珩来到上海，前往上海飞机制造厂考察。他详细询问了有关负责人，非常仔细地看了飞机的总装车间，“运-10”的录像，并登上“运-10”做近距离的观察。

之后，在王大珩、师昌绪、顾诵芬、刘大响、郑哲敏等人的倡议下，第159次香山科学会议于2001年2月召开，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香山科学会议原是由国家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发起，在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共同支持下于1993年正式创办。尽管这次香山会议原定是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专家为主、但是空军、中航、军科院、民航等单位都派人来参加了会议。可见当时关于大飞机研制的讨论影响之大。王大珩在会上坚持认为：要像抓“两弹一星”一样发展大飞机！第159次香山科学会议被航空界认为是研制大飞机的一次重要的关键会议。 

2001年4月16臼，王大珩与会议执行主席师昌绪、顾诵芬，刘大响、郑哲敏，张维一起，总结了会议中的观点，向国家呈送了《抓紧时机振兴我国航空工业——第159次香山科学会议的几点建议》。

2001年6月，王大珩认为时不我待，又建议成立了《中国民机产业的发展思路》咨询课题组，两院有关学部即刻开展了咨询课题的研究工作。2002年5月，课题组完成了研究报告《关于把研制大型军用运输机列为国家重大专项的建议》。2005年，病中的王大珩依然給温家宝总理、陈至立国务委员和徐冠华部长写信。谈到大飞机的具体事项，王大珩说，“应当把航空工业的重要战略技术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一下。因为这是一项关系到国力的技术”。他还提到，大飞机不光是军用，也关乎民用的问题，应该在“以民掩军，军民结合”的原则下进行发展。

2006年1月5日，国防科工委新闻发言人在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国将在“十一五”期间“适时启动大飞机的研制”。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大型飞机的发展被列为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7年国务院批准大飞机研制重大科研专项正式立项。

2010年2月26日，在王大珩95岁生日之际，“王大珩学术思想与创新贡献研讨会”召开。研讨会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举办了“王大珩星”的命名仪式。编号为17693号的小行星，于2002年3月28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后被命名为“王大珩星”。

“不要以为我们经过这样一个战役，就可以从各方面解决问题，哪有这么快的事，不可能的。因为人家也在进步。你赶上了一段，人家又往前进一段了。高技术是世界上前沿的科学领域，不是一般的科学技术。发展高科技，绝不单是为了一个学科的进步，而是多科学的综合。高技术的使用，往往不是一个目的，而是能够用到多个方面去。高技术计划必须要继续下去，应当把高技术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大珩